新春之际，正午将回顾几篇年较为重要的稿件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顺祝大家猪年进步。

编者的话：吴宇清是个很难定义的人，他身份众多，包括诗人，电台DJ，乐评人，教编剧的大学老师，公务员……他热爱音乐、文学和电影。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，对待朋友慷慨热情。外界对他的普遍印象是“主持人”和“活动家”。而且，他一直在写诗。奇怪的是，直到他死后，人们才注意到他的诗。年9月26日下午三点，吴宇清从28层的高楼跳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一个叫吴宇清的男人决定去死

文

李纯

一

谁都没想到吴宇清决定去死。他们以为他开了一个玩笑，或者是恶作剧，就像这么多年他所展露的玩世不恭的作派。

消息很快证明属实。年9月26日下午三点，吴宇清离开家，拖着一条瘸了的右腿，可能上了一辆出租车，也可能步行。他在丹凤街停了下来，走进唱经楼小区，小区耸立了三幢矩形的高楼。年，他在其中的一幢租了一套房子。地方是早就选好的。楼梯的门禁是坏的，以便他能畅通无阻地抵达最高的地方。第28层。越过生锈肮脏的窗棂，天空阴沉，尖顶建筑物隐没在巨大的灰色中。

警察赶到现场后，首先通知了他的单位。他是南京市国税局的一名基层科员。P.K.14乐队主唱杨海崧的姐夫是吴宇清的同事，姐夫问他，知不知道吴宇清跳楼了？杨海崧说，不可能。姐夫说，你赶紧查一查，确定一下。杨海崧开始四处询问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相信。

他给吴宇清的朋友杨子馥打电话，在吴宇清生命的最后半年，杨子馥和他的联系最多。“吴宇清的事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待会儿下了班我就去找他。”

“不是这个事。”

“你们都没有我清楚，昨天晚上我们通过电话，下了班我就去。”

“不是，他跳楼了。”

那天下午，诗人刘立杆在歌德学院参加诗歌活动，他也接到“吴宇清跳楼了。”之后的两个小时，电话不停地涌进来，持续到半夜。六天前，吴宇清对他说，他觉得冷，当时刘立杆很奇怪，九月怎么冷了？“光膀子都行啊”，他回答。

南京“七八点”乐队的海洋也知道了。五个月前，他在一家酒吧和吴宇清偶遇。

酒吧是以前海洋唱歌的地方。那天他带了一个香港女孩，听见有人大喊大叫地在旁边喝酒，辨别出是吴宇清，两人都高兴坏了。吴宇清对香港女孩也很热情，三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。海洋当然不相信吴宇清死了，他不停地打吴宇清的电话，打不通，再打，还是不通。

吴宇清的学生王飞飞正在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。他刚参加完电影节的欢迎酒会，三个小时后是《何日君再来》的世界首映。那是他的第一部电影。吴宇清是这部电影的文学顾问。从电影院出来，他准备去海边走走，收到消息，“吴老师出事了，下午跳楼身亡，抑郁症。”他浑身发抖，不相信是真的。

之后，陆续有人在网络上悼念吴宇清，称他为“南京地下音乐教父”，同时他也是一名笔名外外的诗人。音乐人左小祖咒说，“一个好人，一个好诗人，一个绝对的人，我的朋友从南京新街口28层楼飞下，离开了我们。”民谣歌手周云蓬说，“每次路过南京都会想到外外，他的诗歌越读越好，还有，没人组织酒局并且买单了！”

诗人韩东第一次读到了吴宇清的诗。他们是多年的朋友，但韩东从没见过他的诗。他先是震惊，而后愧疚——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“视而不见”可能是诗人所能犯下的最不能弥补的错误之一。他说，“一个人的天才直到死时才被人发现，尽管是身边的人，惭愧，不安。”

吴宇清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，警察是他的朋友。他说：“我要跳了，可能很狼藉，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。”然后，他探出身体，像收起翅膀的鸟一样摔到地上。

大约年的吴宇清，地址和拍摄者不详。

二

年5月，吴宇清的双腿又不怎么灵便了。年轻时他就有痛风的毛病，小时候在凉水里游泳落下的，这是个秘密。他讨厌向外人展示虚弱，况且这病不足以带来困扰——只要控制饮食就行了。他爱好踢足球和打乒乓球，尤其是乒乓球，技术高超，参加过省机关单位组织的比赛，名列前茅。总体来说，他表现得像个身体不错的小伙子。但这次他去外地出差，吃了海鲜，喝了啤酒，回来后打了一次乒乓球，脚趾和膝盖就肿了。病痛来得迅猛，半夜疼得他在床上大叫，尤其是右腿，不能打弯，像一根筷子。

吴宇清个子挺高，年轻时留一头披肩发，长得干净清秀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头发变少了，有一阵子南京作家流行剃光头，一桌子坐下来十个有八个是光头，他也索性剃光。因为有打乒乓球的习惯，他的身材几乎没有变化，最近反而越来越瘦。

这一天，吴宇清出了一趟远门，找他的哥们儿刘立杆。刘立杆是南京的诗人。年，两人在“他们”诗歌论坛相识，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。

刘立杆与吴宇清同龄，两人大学毕业后都在国家单位工作，吴宇清在国税局，刘立杆在规划局。两人都是白天上班，晚上泡酒吧，半夜回家写作。一度，这让刘立杆觉得分裂，好像一个人同时过着两种生活，自己是具有双重身份的间谍。时间久了，就习以为常了。

他俩的家庭背景也差不多，父母都在大学任教，父亲都是古板的工科知识分子，在他们看来其实是对社会一无所知的“假知识分子”。两人的反抗一度都非常激烈。

有一次过年，刘立杆回家，进门后，他直接把脚架在饭桌上，点了一支烟看着他爸。刘立杆的爸爸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。那天，他默默地拿了一瓶酒，给儿子倒了一杯，说，现在我也管不了你了，你干你想干的事情吧。

出了鼓楼区，不是骑自行车能到的了，在吴宇清看来就是远门。吴宇清住在东南大学的家属楼，是个老小区。街道在闹市，却是副旧模样。树比楼高，下了场雨，树叶就落下来，把路遮住了。电动车像兔子一样乱窜，总有狗趴在路边，一动不动。住习惯了，他觉得新城虽然整齐干净，但没了人味，反而无趣。几年前刘立杆搬到建邺区，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，直接导致两人见面次数从一周两到三次，变成一个月一到两次。

吴宇清给刘立杆带了几部国内最近的独立电影。谈起电影，他一如既往地喋喋不休，重点推荐了法国电影《路易十四的死亡纪事》，说的是国王外出散步，感觉腿有些痛，接下来难以入眠，发起高烧，身体迅速衰弱，然后死了。他抱了抱刘立杆家的猫，说“小猫挺可爱的，等它生了给我一只。”会面结束后，刘立杆用滴滴帮他叫了一辆车，吴宇清不会，他的华为手机是单位发的，只用于收听和拨打电话。他挺感慨，“我操，很方便啊。”那时刘立杆觉得他腿脚虽然不便，但看上去很健康。

6月9日，P.K.14来南京欧拉空间演出。P.K.14成立于年，是南京的一支态度激进的后朋克乐队，对很多年轻的独立乐队产生过影响，被奉为标杆。主唱杨海崧是南京人，上大学时，他认识了吴宇清。那时，杨海崧是个留长发，无比热爱鲍勃迪伦的摇滚青年。

吴宇清坐刘立杆的车去的欧拉。开场前，老朋友们聚在门口抽烟。杨海崧44岁，现在生活在北京，他留着寸头，戴眼镜，穿简单的衬衫和球鞋。吴宇清站在他的左边，头戴毛线帽，胡须杂乱不堪，杨海崧突然察觉，他一直向往的生气蓬勃的“台长”怎么开始衰老了？

这次巡演，P.K.14演奏了新歌。吴宇清站在人群末尾，坚持看完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演出，“双腿酸麻”，疼痛让他几乎没有挪动位置，但是，他激动地对每一个身边可以咬耳朵的朋友说，“他们找到了新的核！”后来实在撑不住了，他给杨海崧发了短信，说“腿不好先撤了，新歌极好，有的地方很根源像年后的齐柏林，有的地方是一种新的吉他恐怖主义。”杨海崧叫他好好保养，以后再聚。他完全想象不到，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“夏天

蒸腾不止

遥远梦想中的徒步

我想象我是一架锈机床

感觉漏油

时刻摩擦出

伤感的老骨头节拍”（吴宇清的诗《关节》）

“台长”，他们称呼他。年，吴宇清主持了两档和摇滚乐有关的电台节目，时间是周六和周日晚上九点。一个叫《摇滚殿堂》，向乐迷系统性地介绍摇滚乐，开场是Mr.Big的《ToBeWithYou》，随后是开场白：“感知的大门打开了，欢迎走进摇滚殿堂”，带有普及性质。另一个叫《新乐天书》，专门介绍一张唱片。歌是他选的。当时没有网络，普通人不知道该听什么，也不知道在哪儿听。他的节目成了一个窗口，一个通道，有的人一边聆听，一边记录乐队和歌曲名称。在南京，年轻人是通过吴宇清干净清脆的声音抵达摇滚乐的。

每周末，吴宇清会采购一些打口磁带，后来是打口碟，最常去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。

军人俱乐部有一座宽敞的大院子、一家电影院、一个溜冰场和很多商铺。那里聚集了五六家打口门面。就在那儿，吴宇清认识了很多音乐上的朋友，除了他出生在年，这伙人其余均出生于70年代。

杨海崧第一次见到吴宇清时，吴宇清在唱片店坐着和老板聊天，长头发，肩挎一只斜挎包，“太帅了”，“说话的方式和手势非常自然”。他向杨海崧推荐唱片，两人就成了好朋友。

围绕军人俱乐部，朋友圈从两三人扩展到十多个。军人俱乐部有一家四海音像，老板家在市中心，成了据点，一群人买点啤酒、快餐面，在他家听音乐，看录像带，一直待到半夜。大家在一块儿像兄弟一样放松。吴宇清性格最外向，有着和战士一样充沛的精力。他的朋友最多，原因之一是他总掏钱请大家吃饭，像个热心的大哥。当然还有传播最新的乐队——他总是听得最多的那个。

有一次，南京电台举办原创歌曲的录制和征集，吴宇清收到一个高三学生寄来的样带，他问那人，“歌你写的？”“我写的”。“词你写的？”“我写的”。“写得可以啊。”“你谁啊？”“你听听我的节目。”

那人叫海洋，后来是“七八点”乐队的主唱。七八点是一支南京乐队，活跃在到年，随后销声匿迹。

那年海洋不到二十岁，正在野心勃勃地阅读和写诗，参加了一个名叫“对话”的诗社，成员多是江沪一带朦胧诗派的诗人，整天看油墨印的诗刊。他写了三十几首诗，找了一家出版社，编辑讽刺他，这东西你花钱印出来给自己看啊？不过，他听了崔健，也听了张楚，张楚的形式启发了他，把诗歌和音乐配在一起，他想他也能做。当时摇滚乐风头大，新乐队有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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