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勇：走出帝制，重构现代中国

假设在慈禧太后大权在握的1906年推动政治架构改革，把君主权利和政府权利分离，建构一个宪政国家，如果这件事情产生了，大概清帝国就没必要走出帝制，而是重建了一个宪政的清帝国，一个现代的帝国了。

前不久，著名学者秦晖的著作《走出帝制》（群言出版社出版）。本书可谓秦晖版的中国近代史，并且对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秦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。11月2日，本书的座谈会举行，本文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发言摘编。

210多年来，我们的历史学教育太强调专门化了，中外的，古今的，政治的，经济的，学术的，好像愈来愈专门，能够贯通古今、融汇中西的学者愈来愈少，下一代更难。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。记得我们八十年代读书时，寻求的境地是既精深又博大，精深一定要建立在博大的基础上。要做有思想的学术，也要做有学术的思想，汉宋兼采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学风渐变，现在的学术确切像有些批评所说愈来愈碎片化，没有关怀。秦晖的研究是一个标杆，是思想与学术的完善结合，是有思想的学术佳作。

秦晖这本书比较好的吸纳了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。几十年来，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细节上取得了巨大进步，从鸦片战争至国共内战这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几近所有问题都被拿出来重新讨论，并产生出一大批极富价值的成果。现在有可能吸纳综合这些成果，重构近代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。秦晖这本书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。

依照这本书的解释，近代中国就是“走出帝制”。对这个解释，我觉得大致能够接受，不论210世纪中国民主化进程遇到多少困难，中国还有多少要走的路，但是我们都应当看到1百年的巨大进步，就是与帝制挥别，就是渐渐走出“秦制”。由此，可以明了近代中国转型方向不是别的，就是能否告别秦制，重构一个现代国家。不论保守主义，还是激进主义、自由主义，都必须在这一点上符合历史的大趋势。

秦晖的研究具有极强的人文情怀、现实意识，因此读书界势必由这本书的讨论衍生出一些新的热门。从上已有反应看，赞同这部书的很多，不赞成的也有。相信，随着浏览、讨论，一定还会激活许多思想，会对大家的思考提供新的启示。

比如我们在这里讲“走出帝制”，但现实情形却是，由于中国经济长时期处于一个上升通道中，因此使许多人产生了一个错觉，以为中国不应当一股脑地“走出帝制”，“走向共和”，还是应当提倡、实行“新权威”，赞美能人政治。现实与我们过去几十年讲的“历史规律”产生了偏差，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所没有过的思想困惑。

1战以后，中国人对科学却曾一度失望，但没有人敢说世界应当走上中国的路。中国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，但几十年来也没有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最专业人敢说不要人民做主，没有人敢说中国应当重回英雄时期。民主道路、方式可以多种多样，可以讨论，但中国的大趋势仿佛不应当怀疑。中国已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，除建构一个更适合的共和体制，中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走。

近代中国之所以挫折连连，缘由很多，但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发育不充分。国家与社会不应构成正面的、直接的冲突，应当有一个中间层予以缓冲，因此近代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后大幅度释放社会，鼓励地方自治，鼓励乡绅、民族资产阶级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重构一个具有自治能力，具有弹性的共同体。短短10几年时间，我们看到中国虽然产生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变，但从全国范围看，从各个中心城市看，社会并没有失序，没有产生大规模骚乱，各地的“革命”仍然处在可掌控的情形中。这些近代经验很值得总结。

至于书中讨论的西方化、反西方化问题，也很有意义。太平天国、义和团，其实都是国家工业化、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，或说还没有被政府关照到的人。所以说这两场运动是爱国主义、反帝，是文不对题。至于说他们反西化可能也不对，由于太平天国不是一般的西化，其思想资源就是来自西方的东西，虽然他们的理解与西方有出入。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安置底层民众，反观近代会有许多新的感悟。

“走出帝制”要从马戛尔尼讲起

由于这本书许多文章都曾在报纸发表，又差不多都是由于辛亥什么方法治疗白癜风最好革命、1战、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刺激，因此在系统性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。由于如果一定要说中国“走出帝制”的进程，在我看来最少要从马戛尔尼来华讲起，更要格外关注最后十年的变革。

从马戛尔尼讲起，是为了解释近代中国所历来，描写近代中国工业的产生，新阶级的出现，如果没有这些新因素，帝制对古老的中国其实不构成问题。

晚清最后十年是形式上“走出帝制”的关键年份。应当讨论这样几个问题，即统治者有没有意想到大清帝国要转，有没有意识如果不转，或不好好的转，不尽快地转，清帝国就要被废弃，中国就会从帝制走向共和，走向公天下？

我们去读晚清史料，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，1898年确切没有主动要变革，但日俄战争后，清廷统治层确切一度认同政治改革，认同宪政是清帝国的方向。中国那时之所以走向宪政改革，除内部需求，还有非常大的外部压力，中国如果不改革，世界主要大国都没有继续与中国打交道的意愿了。我们去读袁世凯、张之洞等人1905年废科举的奏折，那里清楚显示世界对中国的期待，中国为何必须改革，必须从君主专制转为君主立宪。因而有了5大臣出洋考察，有废科举，有新教育的迅猛发展，有大规模的留学运动。直到这时候，中国政治变革方才真正启动。

但是，清廷的政治变革时间很短，空间有限。政治变革在中央层面演化为行政体制改革，重构一个现代的分权的体制，将皇权从权利要冲中释放出来，因此必须废除本来适应战时状态的军机处，参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，重建一个司法、行政分开的君主立宪体制，重建一个可以负起责任的中央政府。1906年11月，新的官制改革上报慈禧太后，由于各方面的剧烈反对，他们要求必须保证皇权绝对性，保证军机处不能动。这些反对意见动摇了慈禧太后的意志，她从原来坚定支持宪政改革转而游移，发布一个“五不议”的指导，军机处不能议，责任政府不能成立。这是一个巨大倒退，慈禧太后无论如何想不到她的谢绝致使几年后清帝国的终结。

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个地方。但是无论如何复杂，都有一定的偶然性。历史的大方向是不可更改的，但历史如何产生，一切都是偶然的。没有一个王朝不想着万岁，但截至到清帝国结束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找到万岁的途径。惟独清帝国最后几年有人悟到了这条路，但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中国永久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遇。所谓“走出帝制”，应当详细讨论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。（凤凰主笔张弘根据会议发言整理）